今天下午，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钱颖一等人把脉经济热点，都谈了些啥？
今天（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首场记者会，五位全国政协委员就“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解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五位政协委员分别是：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防范金融风险、去杠杆、提振实体经济、农业供给侧改革……五位政协委员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经济热点问题？
提问：去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速设定在6.5%左右，这是近年来较低的一个预期目标。请问厉以宁委员，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探底的拐点？
厉以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这就是说，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们的结构性改革问题一直在进行之中，如果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阶段的拐点，那首先要问：难道我们的结构性调整已经结束了吗？没有结束。而且即使经济在运行中不是像过去那样有一个V字型下去再上来，或者U型的下去再上来，现在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的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的转型、不断的改革当中来达到新的位置。所以现在已经是处在转型阶段的拐点了，我看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
提问：我们注意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也在不断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过6.5%？
厉以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样一个指标，就是GDP增长6.5%左右，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在实际工作中争取要有更好的结果。根据这两句话我们来谈。
我们知道，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有多少厂房、有多少设备、有多少原材料、质量如何、劳动力的质量如何，这是物质技术基础，它是增长的保证，而且是常规的增长。但不要忘记，还有另一个基础，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比如说人们有认同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们有风雨同舟感，这又是一个有凝聚力、有共同的危机感等等。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重要的，道德力量调节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从历史上已经看明的，也就是从前几次自然灾害的防护中看到的。所以在今年的增长当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这个要看我们的效率基础怎么样，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要观察。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表明，我们2017年的成果可能会突破6.5%，也有可能使得我们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
提问：我们之前听到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人口红利，我们要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您既是经济学家，也在从事高校的相关工作。您觉得中国如何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钱颖一：谢谢你的问题。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供给侧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在于能够不断持续的释放人才红利。在“十三五”规划中专门有一章就是讲人才发展战略，确立了人才发展的整体框架，这是有深刻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开始，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也看到，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在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是非常不得了的。2015年，我们国家高校在校人数是2700万，现在每年高校本科专科录取是700多万。高校的所有在学学生包括在职学生有3600多万，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全球最高的。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有意思的是，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因为在1998年时，高校每年招生才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我们劳动力中的教育水平还不是那么高，但是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会有非常快速的增加，因为这有一个时间间隔在里面。因此从数量上来讲，我们的人才潜力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光有数量还不行，还要有质量，这就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更高了。
说到人才红利时往往有一个误解，通常我们说人才的时候，往往集中于说杰出人才或者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才不仅仅是杰出人才，在供给侧增长的推动力中，人才进入增长有两个方式：一是人力资本。指的是全社会中的普遍教育水平。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由于人的创造力而实现的技术进步等等。这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都是由人才推动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应该大力提高。另一方面，作为全社会，在现有基础条件下能够培养大量的、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都是人力资本的部分，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加强。说到底，人才红利要想实现，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教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变化所要求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很不一样的方面就是物质资本投入马上可以见效，但是人力资本不是，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水平的今天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明天，它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这更进一步说明，为了实现人才红利，提高今天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提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请问杨凯生委员，您有非常丰富的金融领域工作经验，中国的金融风险您怎么看？下一步中国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杨凯生：现在各方面的朋友对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都很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有两个提法引起了朋友们的关心。一是，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提法，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另一个提法，昨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要对各方面累积的金融风险高度警惕，要筑牢各类风险的防火墙。大家看到这两个提法以后都很关注，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到底大不大？表现在哪儿？
我的看法：第一，中央的这种判断我认为是有的放矢的，是审时度势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针。第二，中国的金融风险目前是可控的。之所以说第一句话，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讲到金融风险主要关心的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是多了还是少了。现在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随着市场发育水平的不断加深，现在许多金融产品、许多金融交易行为已经变成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对许多事情经验不足，法规也不尽完备，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不是完全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实施所谓的穿透式监管。所以我认为现在提出加强风险管控的方针是有的放矢的，也就是说是有道理的。
第二，目前金融风险还完全是可控的。怎么说呢？拿一个老的指标——银行不良率来说，银行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率是1.74%。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去年四个季度当中最低的，不良贷款的增加额甚至是近三年来最少的。我们的贷款拨备，弥补损失的，在去年各家商业银行普遍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核销力度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拨备率保持在70%以上。去年各家商业银行的年报虽然还没有披露，但是据我了解，各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现在不良率是1.74%，不良贷款额只有1.5万多亿，我们的拨备是2万多亿，再加上十几万亿的资本金，银行业消化目前不良贷款的损失或者稍微暴露出来的不良贷款的潜在损失的能力是强，或者是充分的。对于其他风险，流动的风险、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外部冲击和汇率带来的风险等等，理财产品有可能存在跨市场、跨交易的风险，实际上有关部门都在加强管理之中。比如，对所谓的资产管理，最近中央银行正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一个管理办法，这些措施跟上去以后，我们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是能够有效控制的。
所以我想对目前的金融风险还是两句话：第一，不能掉以轻心。中央提出的要高度重视，把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有道理的。第二，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我们要充满信心。
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您来自中信集团，中信集团旗下既有实体公司，也有金融公司。老百姓特别关心自己的钱袋子，尤其是关于金融风险防范方面。请问常委员，您认为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是政府加强监管更重要还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规范更重要？
常振明：你的问题是防范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是靠外部监管还是靠企业内部治理。金融这个行业确实比较特殊，关系到千家万户，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无论是外部监管也好，还是内部治理或者内部自律也好，都要满足比一般企业更严格的要求。多年以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对防范金融风险，为金融界能够健康稳定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而且我国金融监管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的规律、特点和新特点不断调整，总结积累经验，比如影子银行的出现，互联网金融的崛起。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从外部监管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都强调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强调金融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比如说在金融企业内部，每年对员工、对下面公司的考核指标也增加了对社会责任和风险防控的权重，不能一味只是追求利润指标。目前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要求把重大事项先由党委讨论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前置程序，其实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方针在企业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比如说李克强总理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工作重点的要求，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就是金融要提升对实体经济服务的水平和能力，防止脱实向虚，金融要做好自己的主业等等要求。所以我认为从实践上来说，外部监管和内部公司治理以及内部自律都是相辅相成，同样重要。
提问：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经济的稳定，与此同时也将会加大措施减少经济之中的债务，但是这两个目标有的时候是冲突的。比如说那些强有力的去杠杆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会影响稳定。因此，请问钱委员，您作为智囊，您如何向中央机构尤其是央行提出建议，如何平衡经济稳增长与去杠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钱颖一：从经济学上来说，在短期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稳中有进，所以稳定是第一重要的。同时，去杠杆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在去杠杆这方面，首先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剧烈的调整。第二，在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叫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个政策对稳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请问杨凯生委员，我关注到您一直关注去杠杆。我的问题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去杠杆，可不少评论认为，我们的去杠杆是稳妥够了，但是积极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加油。您认为当前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究竟在哪里？
杨凯生：您主要问的是下一步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我感到李克强总理在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似乎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你的问题。总理报告中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想这就是去杠杆的重点。第二句话，总理在报告中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我想所谓的难点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顺利地、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为什么？确实像总理说的一样，为什么重点是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呢？因为我国的企业的杠杆率确实是偏高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和我国有关方面统计数字相差不多，说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了平稳。无论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我们都是偏高的，这个确实要降下来，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和企业的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也难以衔接。
怎么去杠杆？重点是清楚了，为什么说积极稳妥的去是难点，要用改革的办法去是难点呢？因为我国的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有历史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它所需要的资金，无论是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是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个做法的弊端就是使得企业不太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所以针对这个弊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下决心要改，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定期不定期的给企业补充资本金的做法，所以在当时体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不高、资产负债率高不高，现在企业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肯定不行了，倒是开始注重资本使用效益了，但是资本金的补充，国有企业缺乏资本的补充机制。所谓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确实要促使我们思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地探索，用多种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有一条，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我们的政府，国有企业的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那怎么来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每年的国有资本的财政预算中是不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有这样一个列支渠道，补充国有资本。那这里面，国有的资本财力是不是力所能及，因为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涉及到民生、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没有钱补充企业的资本金，这就要和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混合所有制的推进，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等，这些都是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的，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钱颖一：我补充一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很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那里的去杠杆，很重要的是消费者杠杆。消费者杠杆里面去的很大、很快的话，确实对需求方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由来。政策方面除了积极的宏观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就业政策，这是指宏观政策。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中国杠杆高的性质与不少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主要集中在企业。而在企业去杠杆与消费者去杠杆是很大不同。比如企业去杠杆，你可以用的一个工具是债转股，它可以在去杠杆的同时并不巨大的减低需求，这跟消费者的，比如房屋贷款去杠杆的下降导致需求的减少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往往看到国外经验教训的时候，容易比较直接的类比到中国的企业。刚才杨委员讲到的企业去杠杆问题，我想和宏观稳定问题是直接相关的。
提问：请问常振明委员，2016年我国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取得哪些成效？今后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常振明：我主要回答一下企业和工业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去年的进展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去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昨天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中讲到，去年在钢铁产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方面，去年年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大家都看到，去年我国的企业兼并重组也有了积极的进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这将有效推动今后的去产能工作。比如说宝钢和武钢的合并，包括在建材行业，中建材和中材的重组、海螺水泥并购西部水泥等很多案例。在去杠杆方面，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的，它的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
去年12月份，中国银行和交行等6家银行对大型央企、中钢集团将近600多亿的债务进行整体重组，这个事例也对今后市场化债转股是一个重要的示范作用。在降成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但是同时，我国的工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2016年，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而今后的工作将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之后，他们的遗留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今后供给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来补这个短板。因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含义，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用这些新的供给来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要做到这个只有靠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看到，我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产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我们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石油。即使在传统领域，比如钢铁行业，低附加值的“地条钢”充斥于市，比如高附加值的特殊钢却奇货可居。所以在供给侧方面，我们国家的企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互联网行业、通讯行业，还有中国的高铁等等。所以我认为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机遇，但是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使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提问：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成本问题是困扰一些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难题。去年全国政协就实体经济降成本问题进行了监督性调研。请问钱委员，调研的结果如何？有没有发现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下一步该如何发力呢？
钱颖一：关于降成本，政协在过去一年组织了多次调研，到广西、重庆做了实地调研，也到其他六个省市做了书面调研，有很多非常详细的调查结果，全面地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税费方面的成本以及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调研，也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
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个方面，除了我们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对企业运营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但是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把它叫做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可以度量，而且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
这里面有几个例子。一是我们对产权保护制度的落实极其关注。去年11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最高形式的文件发布的一个顶层设计，第一次提出，所有产权形式都要全面保护、平等保护、依法保护，并且有很多具体的意见。比如说对以往产生的与产权相关的历史案件一定要解决，这对企业家们的产权安全预期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再比如，特别强调政府在守信践诺方面一定要守信践诺，特别指出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对创新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降低交易性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比如要素市场。要素市场我们关注的是要素的价格，这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直接影响，不过要素市场中很重要的要素获取合同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比如说劳动力，不仅仅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所有这些都会有很多交易成本。在这方面，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如何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所以在这方面，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不仅仅是工资问题，也不仅仅是“五险一金”方面的调整，而且跟交易成本很相关，特别是现在工资上涨，这是供求关系的决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下降，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建设能够改变的。再比如获得资本，利率是成本，但是信贷市场的运作、资本市场的运作，这就是制度问题，降低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同样是企业非常渴求的。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值问题，但是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的问题。
所以在调研中有很多建议，我想强调一条，除了显现的和价格要素相关的成本之外，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提问：请问陈锡文委员，您长期关注农村领域，最近大家很关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您认为这与需求侧改革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我们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应该有所突破，应该怎么突破呢？农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您认为体现在哪些地方？
陈锡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2015年已经开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推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都在问，和我们原来讲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区别？对农产品的需求变化有什么联系？首先一条，是由需求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才迫使农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水平提高了，对农产品的质量、品种、安全性要求更高了，供给要适应这种新需求。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也带有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所谓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一些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比如说从目前的农产品供求来看，大的品种上，大都是供不应求的，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引导大豆生产的增加。玉米现在是供过于求，因此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适当调减玉米的产量，这和一般的结构性调整有联系或者说相似的。但更重要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以及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两点来看，我们很多农产品的生产多存在着综合效益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品种数量方面的调整，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
怎么推进这个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创新。第一，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让它产生更高的效益。第二，要去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方面的创新。我们的农业规模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整体农业规模是偏小的，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比如粮棉油这些产品，和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显得规模偏小、效益不太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实际上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的。
我们过去说家庭经营规模小，很多人怀疑它还有没有潜力？从现在情况来看，第一，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正在流转集中，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但是更多的地方可以看到，土地的经营权虽然没有流转，但是农民通过对土地进行托管、代耕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也在它的小块土地上能够享受到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带来的效益。从这个角度讲，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以往一般讲的结构调整不同的地方，目的是不同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途径也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要推进两个创新：科技创新、经营体系创新。谢谢。
提问：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请问陈锡文委员，在今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会有怎样的成果？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改革之后能够为广大老百姓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农产品？
陈锡文：刚才已经讲到这个问题，比如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在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时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东北三省加上内蒙古自治区。主要是针对那里的玉米生产。刚才讲到玉米现在有供过于求的现象。通过去年一年对四省区的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措施以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玉米供过于求，因此通过市场定价之后，农民根据价格的指挥棒就调减了玉米的播种面积，去年整个四省区调减了2300万的玉米播种面积，使供给和需求进一步靠近。第二，实行市场定价之后，价格合理回归，明显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呢？降到基本上和国际市场进口玉米到岸完税的价格大体相当。第三，由于价格下跌，农民会受损，但是政策中明确了，把价格和补贴分开，原来实行零出价的时候，这个价格里是含有政府对农民的补贴，现在把这部分补贴从价格里分离出来，由政府通过其他途径再补贴给农民，这样虽然价格下降了，但是农民的利益还受到一定的补偿。从取得的三个成果来看，东北地区玉米的改革取得了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的效果。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三农”问题的主题和主线。这就说明我们的毛病不仅仅在于玉米方面需要改革，其实很多农产品生产都存在一些不适应需求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改革。从这个角度看，提出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是调优农产品，让所有农产品质量往优的方面走，满足现在的新需求。第二，使得生产更加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不像过去那样单纯为了产量去大量地投入资源，大量地投入化肥和农药，大家都知道，农业部门早就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药和化肥的投入量要实现零增长。现在有些省已经实现了零增长，个别省已经开始在负增长了。这样才可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调新。要有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把它从供给方面提供出来，让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让居民能够获得更喜欢、更适合的农产品。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当前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在回应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内的需求，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满足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需求。要由需求来决定生产，而不是像过去短缺时期是供给决定需求。第二，应对国际市场的压力。我国农业人多地少，在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和国际市场相比，成本比较高，价格比较贵。正是这样的情况，同样的产品，如果你比人家贵，那你生产出来可能就卖不出去，消费者和经营者会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去寻求价格更低的产品，这也就是前几年为什么我们的玉米不断增产，但是进口的数量也在增加。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的效益，让我们的成本降下去，效益提起来，才能让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比如玉米，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目前的玉米价格和进口价格差不多了，如果进一步向前推进，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品种都需要作出这样的改革，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提问：请问陈锡文委员，是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我们知道，现在虽然中国不再增加玉米的库存，但是现在库存的玉米达到了2.3亿吨，是中国人一年都消费不完的。现在我们听说中国想要把这些库存的玉米用作工业用途，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看到这部分玉米使用量的大大增加。我的问题就是，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速这部分库存玉米的消费使用，在它过期腐烂以前加以利用？
陈锡文：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中国粮食界人士高度关注的问题，你讲的库存到底对不对我不敢确认，但是大体上差不多。中国去年玉米的总产量是2.2亿吨，现在库存还有2.3亿吨，据我了解差不多有这么多量，但是每个月都在适度的有所变化。现在农民非常关注的就是你有这么大的库存，我还种不种玉米？经销商也非常关注，我到底是购买库存里面的玉米还是新玉米。加工企业也在关心，一旦库存的玉米出库，价格低于现在的新玉米价格，他应该怎么办？包括国际上，南北美洲、澳大利亚都会非常关心，中国这么大的库存会怎么样。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和玉米主产区的地方政府都在非常的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玉米真正供人食用的部分只占15%到20%，其他80%都是用于工业原料和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用于饲料，用于工业原料的，比如制药工业、纺织工业都需要用到玉米淀粉。现在推动绿色发展之后，全球各地又退出了生物质能源，就是玉米的燃料酒精，国际上有很大发展，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为中国过去没有这么多的玉米库存，搞了很大的玉米燃料酒精，一旦玉米库存没有了，这些企业就停产了。所以现在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我们很多科技专家、工业方面专家的意见，除了把玉米用于传统工业用途之外，也在考虑，由于石油价格在上升，对生产燃料酒精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也在考虑研究论证是不是要适当的增加燃料酒精的生产能力。
第二，中国人在食用糖方面的更多是蔗糖，对玉米糖食用的不太多。玉米木糖醇对于血糖高的人更适用，过去生产木糖醇很少，现在是不是可以提高它的比例。第三，再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比如我们有些现代化的蔬菜大棚，大棚蔬菜或者像草莓这样的水果，一年可以生产七八季，密度非常高，投入也非常大，如果大棚用塑料薄膜有一个残留问题，最好使用自动降解的，自动降解的薄膜技术成熟，自动降解的薄膜最好的是玉米淀粉薄膜。这些粮食长期储存，经过四五年之后可能就不值钱了，但是如果变成可降解的薄膜小颗粒，玉米粒变成淀粉颗粒，储存的时间就会更长。这一系列办法，国家正在广泛地听取意见。当然要考虑到以后，现在有2.3亿吨的库存，那三年以后还有没有这些库存？搞这些是不是浪费？所以要瞻前顾后考虑到很多情况。但是这么多的库存，要尽快想办法用两三年的时间给消化掉。现在农民还在生产新的玉米，每年的产量和每年的需求大体是相当的，所以消化这些库存，某种程度上必须创造新的需求才能消化掉，燃料也好，糖也好，淀粉也好，这相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创造一种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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